大夏100年 | 王伯群校长为民族学家吴泽霖苗裔研究丛刊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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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合影。后排右四为吴泽霖
大夏大学董事长兼校长王伯群，素来重视教授资格素质，聘请了一批出身世界名校的博士担任教授，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蔡宾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柏林大学博士夏元瑮、康奈尔大学博士邵家麟，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吴泽霖等等。
吴泽霖教授系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自1928年被聘为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至1941年转职西南联大，他在大夏整整教学工作13年，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与王伯群校长结下深厚的私情公谊。
本文摘选自《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为阅读方便，省略注释
一、参与大夏大学管理和决策
吴泽霖除担任教授进行教学任务外，还当选为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协助王伯群校长参与学校各项事务的管理和决策。1930年9月，王伯群决定设立校景委员会，推定吴泽霖等五人为委员。翌月，吴泽霖主持校园整理布置会议，讨论决定购置树木、填平小池、古木移植、路旁种植梧桐、重造女生宿舍围篱等事项，由此，大夏校园开始大规模地整修，奠定了校园环境的基本格局。
1932年9月，王伯群决定筹设大夏公社，推定吴泽霖、马宗荣等为筹备员。公社以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和文学院社会事业系学生为主体，开办义务学校，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为学校附近居民增高知能，成绩斐然，迭次获得学校奖励。后来，吴泽霖将大夏公社扩改为大夏实验区，继续负责计划并指导实施，在复兴中国农村之实验方面，成绩显著。
1935年9月，吴泽霖组织大夏新村村友会为学校捐资建设体育馆。在开馆典礼上，王伯群致词感谢，他说，“今日举行体育馆落成典礼，对于大夏新村诸教授捐建热忱，尤深感激。”吴泽霖代表新村同仁致赠与词时，道出了其中捐资的缘由。他说，大夏新村为本校教职员住所，可在上海买地皮实在不容易，端赖王伯群校长不辞劳瘁，帮助买地、成交、计划等等。但为饮水思源，表示感谢起见，捐此一万元，为大夏永久纪念，聊尽心意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国民政府邀请，王伯群偕吴泽霖等赴庐山参加蒋介石谈话会，商议大夏大学迁校事宜。庐山谈话会归来，王伯群预知全面战争已然爆发，为支持长期抗战，深觉教育应在战争中发展，大学教育尤应表现其功能，不能冒炮火之险，以断送国家之元气。受王派遣，吴泽霖和副校长欧元怀与复旦大学联合组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1937年10月，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吴泽霖（前排右二）与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
是年11月底，正在香港的王伯群接吴泽霖汇报大夏计划迁黔电：“为时局关系，教（育部）王（世杰）在山面谕，于必要时并黔。现已积极准备，月初起程，谨电闻。” 大夏大学在贵阳初定后，王伯群决议创办《新大夏》学报，推请吴泽霖与鲁继曾、梁园东等组织编辑委员会。1939年，大夏大学申请改为国立大学，王伯群率吴泽霖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并就大夏国立访教育部长陈立夫，寻求教育部支持。
二、为《贵州苗裔研究丛刊》撰写序言
纵观吴泽霖的学术一生，他的主要及有影响力的论著大都在大夏大学期间完成的。如1930年出版的中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问题的《社会约制》，1932年出版的预见中国人口过剩的《现代种族》，以及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7年出版的《世界人口问题》和1940出版的《炉山黑苗的生活》等等。
吴泽霖主要研究兴趣投放在社会学方面，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做了许多工作。译介西方社会学论著，出版《社会学大纲》等著述；参与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创办《东南社会学刊》等。吴泽霖利用自己的学缘关系，邀请母校俄亥俄大学社会学教授密律（Professor H. A. Miller）教授到大夏做《激流中国》（Dynamic China）讲座，开阔了师生学术视野。1931届社会系毕业生、后来成为王伯群妻子的保志宁对吴泽霖教授记忆深刻，她曾说：“吴先生是一位中西文有根底且有教学不倦精神的教授，在这三年之中，我受他的教导熏陶很多。”
吴泽霖注重社会研究和调查，1935年他带领大夏社会学系学生对中国社会救济事业进行专题研究，所获资料陆续发表于《华年》周刊和《中央日报》“社会调查”栏目。他多次组织社会系学生开赴苏州望亭镇进行社会调查，所获材料如统计图表、特产、日常用品、迷信资料、望亭风光等展示在研究室，蔚为大观。
1937年4月，吴泽霖邀请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团高玉柱土司和喻杰才代表来大夏演讲，介绍风土人情。随后，他代表中国社会学社参加行政院组织的京滇公路周览团，赴西南诸省实地考察。其间，他亲眼目睹湘西和云贵川等地各族民众的贫困生活状况，认为“简直非东南人士所能想象，一般民众都在生死线下挣扎”，由此开始了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注。在大夏纪念周会上，王伯群邀请吴泽霖为师生做“京滇周览之观感” 专题报告。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此时，边疆问题十分显著地摆在人们面前。吴泽霖遂将研究兴趣转到民族学，这种转移正是一位负责任的学者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选择。1938年初，吴泽霖在大夏设立社会经济研究室。受教育部委托，他赴贵州定番县（今惠水县）进行乡土教材调查。在张少微教授及社会学系学生襄助下，获得图标、文物、图片等500余件。
王伯群曾专文介绍吴泽霖的田野调研成就，他写道：
吾大夏迁黔以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为最重要，爰特设社会研究部，由社会学家吴泽霖博士为主任，陈国钧氏副之，拟定研究计划，延聘专门人员，率领本校社会系诸生，积极从事，先后分往本省各苗夷县份实地调查，不惜心力与时间，餐风宿露，博采周咨，阅时四年，所获綦富，曩巳分编出版颇受社会欢迎。
定番县调查完毕后，在吴泽霖的指导下，研究部整理编成报告14卷，约30万言，举凡定番县地理、历史、人口、物产、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财政、政治、教育、社会、人文、名胜等均详尽阐述，靡有孑遗，堪称西南乡土调查空前报告。
翌年，吴泽霖将社会经济研究室改为社会研究部，先后对贵州苗夷概况、苗夷民俗、黔东南苗夷生活、北盘江流域苗裔状况和贵州各种苗夷语言调查等进行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吴泽霖设法征集民族文物，至1942年，共征集到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39年4月，受国民政府内政部委托，吴泽霖赴安顺、青岩等地调查苗族同胞生活状况。两个月后，王伯群邀请吴泽霖在大夏纪念周会上，为全体师生作《炉山短裙黑苗的生活概况》的演讲，着重介绍调研经过和成果。
王伯群在办学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支持吴泽霖的边疆研究。欧元怀曾忆述道：“吾人又拟联合本省著名学术机关如卫生署卫生实验所、贵州省卫生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国立贵阳医学院等合组‘西南边区民族考察团’，遍历本省边区县份考察，以期对贵州有更深刻的研究。”
1940年，王伯群主持校务会，专门讨论并决议在历史社会系添设边疆事业组，推举吴泽霖、马宗荣、谢六逸等审查原案，并请吴召集人。吴泽霖在大夏开辟苗夷文物陈列室，在贵阳先后举办过三次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这是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第一次公开展出，彼时报纸誉为“国内首创”。展览期间，参观者络绎不绝，极为踊跃。
为传播调研成果，吴泽霖主持的社会研究部编纂《贵州苗裔研究丛刊》，由文通书局出版，王伯群为之作序，以示推崇。序云：
贵州苗夷之不被重视者久矣。就一般见解，咸以文化落后，知识枯穷，风气闭塞，思想简单，有以致之。然其数千年传统之勤苦习性，奋斗精神，竟能不因时代之变迁，社会之濡染而替，亦殊足多。比年以来，政府本民族平等之旨，对于苗夷教育、苗夷生活、苗夷卫生、苗夷训练，无不加以注意。而苗夷之挽粟输粮，应征兵役工役者亦踵趾相接，此种现象，有裨抗建，不可谓无进步。
然按诸事实，悬殊尚远。今后欲使其能与时代相推进，能与一般民族平衡发展，则尚有待于进一步之努力。……兹复厘定系统，分别性质，辑为《贵州苗夷研究丛刊 》，计分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服装花纹、贵州苗夷影荟、贵州苗夷语言、贵州苗夷生活等书，依次付梓问世，藉以引起国人研究苗夷问题之兴趣，并以供政府关心苗夷社会人士之参考。……以贯彻吾校研究西南问题之旨，则吴陈二氏之贡献不小矣。
三、且行且珍惜
1939年4月，担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跟王伯群提出，拟离开大夏大学拟赴西南联大任教。王伯群闻听后，心绪颇为难平。吴自入大夏十余年来，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工作生活方面，王伯群可谓礼贤下士，极富尊重。当然，吴泽霖对王伯群和大夏大学也相当尽职。
吴泽霖妻子陆德音，为大夏大学学生，后被送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王伯群返聘她为大夏文学院英文讲师。由于抗战颠簸，陆德音的身体一度羸弱。1940年6月，陆不幸在贵阳病逝。闻此噩耗，王伯群专门召开校务行政委员会讨论“如何垂悼陆德音教授”，并加追六七两个月的薪金。
保志宁在口述回忆录中，忆述了这个过程，她回忆道：
吴泽霖先生的夫人陆德音女士在中央医院病故。陆女士早年在大夏毕业，即赴美深造，回国以后就和吴泽霖先生结婚，婚后生了四个子女。去世时，小的只有四岁，大的仅十岁。吴教授中年丧偶，子女尚幼，备可怜恤。先生与我皆去参加葬礼，伯群先生心慈，为之垂泪久之。
爱妻的去世，给中年的吴泽霖极度打击。1941年1月，吴泽霖再次提出要离开学校，拟请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兼任其职。在王伯群的记忆中，吴泽霖多次提出欲离大夏而赴西南联大任教，他前后进行了四次慰留。
第一次，吴谓自其夫人陆德音去世后，家庭惨变，遗孤儿四人，触目伤心，致夜夜失眠，需要换换环境。王伯群闻听后，表示理解之同情，便建议道：“君当以速解决续弦问题，使家庭间有生气。久独神伤，亦非逝者之愿，至大夏大学中坚的少有悠久历史，如君者何能轻言离去，请勿萌是念。余德薄能鲜，尚在此撑持者赖有君与三五同人之助耳，三五同人均纷纷言去，余亦无意于此。且愧安（欧元怀）暂离而君等相继而去，人必谓余有负于三五同人也。”吴泽霖闻后，泪下沾襟，哽咽道：“君厚甚感”，遂言不成声。
一个学期结束后，吴泽霖第二次提出辞职，说西南联大已安排好课程，信义攸关，并谓自己身虽离大夏大学，但心永不相忘。王伯群继续劝说道：“自夫人逝世，个人收入顿减，生活程度增高，困难自所不免，此吾人之应代君解决者；家庭环境恶劣，致心神伤感而痛苦，此吾人之应代君清润者；凡此两端，非无解决之方，千万望打消辞意。”
为提高吴泽霖收入，王伯群在大夏行政会提出一年功加薪及年久特薪办法。吴在大夏有十年以上，应每月再补薪一百元。吴泽霖闻罢，表示反对，他说：“学校经费拮据，不能为我一人而每月支出如此巨款。”他接着道：“至我之赴西南联大有一计划，于我今年四十六七矣，事业未成，切欲于学问，多加研究，故到彼处，亦不负行政责任，专门讲学，希望不久可援例得公费出国进修一次。”王伯群挽劝道：“君方壮年，想事业不成，余已五十六七岁，更不宜以大夏大学自限，尚大夏能改国立者亦可办到以公费约君出国也。至研究学问，不负行政责任则大夏亦能办到。” 最后，双方仍无结果而散。
1938年至1944年，贵阳护国路的王伯群故居为大夏大学校务会议中心
王伯群一直切盼吴泽霖打消辞意，大夏教授和部分学生写信给王伯群，吁请留住吴泽霖。王伯群将各方挽留情形告吴，望勿拂众意。而吴则以极简单之词答曰：“我留此不能行使职权有何意义，不特对不住大夏，而个人亦至痛苦。”至此，王伯群始恍然，吴非离去不可矣。
大夏师生听闻吴泽霖拟辞职，纷纷出面挽留。大夏毕业生专门宴请吴泽力劝挽留，并推代表来见王伯群校长，请学校慰留。王当将挽留吴泽霖经过一一转告，学生闻后怏怏而去。1941年2月，吴泽霖正式辞呈，携幼子赴昆明西南联大。王伯群与夏元瑮路送吴氏父子出发。见吴之孤儿三人，王伯群不禁为之心酸。
吴泽霖到了昆明后，除担任西南联大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外，还进行抗战宣传和边胞服务。三年之后的1944年2月，吴泽霖携新婚妻子马时芳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大夏大学访问，王伯群亲往热情接待，还盛请吴为大夏师生做《边疆政策》演讲，吴在报告中批评欧美民族同化政策，宣传保留民族优秀传统，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吴泽霖也许无法料到，是年12月，身体康健的王伯群在重庆遽然辞世。
斯时正在西南联大的吴泽霖阅报悉知后，在惊愕中速发快电致保志宁，表达自己的哀思和悲痛。电文云：
阅报惊悉伯群先生以胃溃疡疾不治逝世，老成凋谢，痛悼良深。回思泽霖与先生共事教育十余载，久亲德范，时聆教言，今忽遽归道山，音容永隔，凡属知交，能不怆痛。然先生虽殁，其事精神自在人间，永垂不朽。复望节哀顺变，继承遗志，以慰天灵！